【光明日報】《新序》文本價值散論

    《新序》是西漢后期一部重要典籍,是著名學者劉向“采傳記行事”而成的一部“諫書”。其讀者對象很明確,那就是西漢當時的高層執政者,尤其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漢成帝,因而其內容也富有針對性。全書總體上討論的是君臣之道,其基本出發點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寬惠養民,敬德修身、尚賢授能,反對荒淫奢靡、暴虐驕橫;同樣,臣下亦須堅守德義、篤行仁道,要忠于國事、恪盡職守、公正耿直、善于謀劃。這些思想大多是通過對歷史故事的編選而體現出來的,這既是劉向為君主所陳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體現。誠如南宋高似孫《子略》所說:“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黔異端,以為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從這一點看,現代學者將其看作是歷史故事的匯集,或者是文獻資料的匯編,顯然是忽略了該書的編撰目的與內容特色。
    以歷史讀本的眼光來看《新序》,關于其文本價值自然會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一方面,作為呈獻給天子的“諫書”,《新序》無疑是一部非常嚴肅的歷史著作,體現著編選者明確的歷史觀念,也流露著進諫者期待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有著特定受眾的讀物,《新序》又不能像一般的歷史著作那樣長篇大論、深奧晦澀甚至煩瑣枯燥,而是要盡可能短小精煉、生動有趣、可讀性強,這樣就使得君主不必正襟危坐即可愉快地接受歷史知識及其內在的勸諫意蘊——一句話,它要有很特別的文章藝術。我們對《新序》文本價值的分析,也主要著眼于文獻史料與文學成就兩個層面。
就史料與文獻價值而言,劉向對歷史素材所做的甄別與篩選無疑是非常認真的。趙逵夫先生指出,《新序》的一些文字,較之于《戰國策》更為原始,也包含著更多的歷史文化信息,保持著先秦時代楚國語言及文學的風格,除極少數漢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資料的分類編次(《屈原與他的時代》),這意見是很對的。另如《雜事》第三中的“燕惠王遺樂毅書”一篇,《戰國策·燕策》與《史記·樂毅列傳》作“燕王喜與樂間書”,與《新序》不同,馬骕《繹史》、梁玉繩《史記志疑》均以《新序》為是,亦可見其史料價值。即使是漢初的材料,也有一些是他書所無或記載不足的,因而同樣值得重視。如《節士》“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一章,是現存蘇武材料中最早的一篇,且較之于《漢書·蘇武傳》為詳;而《善謀下》“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一章,文字較之于《史記·韓長孺列傳》也更為詳備,此皆可見其特別的史料價值。這里特別要說到《新序》文獻來源的問題。前人多將該書看作是“采摭諸書”而成,甚至有學者將每條材料都注明“采自”何書,這種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的。劉向“校理群書”時所見的文獻數量是十分浩繁的,文獻類型也是多種多樣,很難確定《新序》的某條就是采自今所見的某書。另一方面,先秦時期的一些歷史故事,作為一種“公共素材”,本來也就有多種存在樣式,各種文獻對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異,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籍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敘述。作為“采傳記行事”的《新序》,便是對與此類事件的另一種記載,其所保存的是這些“傳記行事”的另一種形態,而不是對某一書的征引或采拾。從性質上說,這便是先秦兩漢史書中的“語”類或“事語類”文獻,“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這是當時作史的基本素材”(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由此看來,傳統史學家對于《新序》的批評,如劉知幾在《史通》所批評的“廣陳虛事,多構偽辭”,葉大慶在《考古質疑》對《新序》中時間、事件的質疑,等等,都是沒有考慮到“歷史讀本”的特別性與“公共素材”的多樣性,因而顯得有些拘泥了。
至于《新序》的文學性,則從根本上取決于獨特的撰述目的與特定的讀者對象。全書匯集了許多“公共素材”中的精彩故事,再經過劉向的精心撰構,“棄取刪定”,條分類別,因而有著很高的文學價值——我們尤其關注其話語方式與文體類別這兩個方面。《新序》一書的文章風格非常獨特,全書幾乎都是客觀事件的陳述,除了一些為數不多的評論之外,文本中很少有撰述者的聲音。然而,讀者又時時會感受到撰述者的存在,這便是“諫書”的話語方式。徐復觀說諸子百家表達思想,除了最常見的方式外,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說是屬于《春秋》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據”(《兩漢思想史》第三卷),《新序》顯然屬于此。這也是先秦時期的“語”類或者“事語類”文獻言說的基本方式。不過,相較于出土文獻《春秋事語》一類的形制,其所受先秦子書的影響更為顯著。一個直接的例證就是《韓非子》的《說林》與《儲說》六篇。“說”與“語”類似,在先秦時期是一種特殊的文體,本身便具有故事性。《說林》與《儲說》將其匯集起來,分門別類予以編排,使其成為寓言故事的匯編,其編排形式便直接啟發著《新序》與《說苑》的體例結構(馬世年《韓非子的成書及其文學研究》)。進一步說,這種編撰形式正與《新序》“歷史讀本”的話語方式以及“言得失,陳法戒”“助觀覽,補遺闕”的勸諫功用是一致的。至于《新序》中所蘊含中的文體形式,主要為隱語、賦、小說,以及駁論、上書等應用體式。隱語一類,主要集中在《雜事》第二中,而先秦時期賦與隱語又有文體的交叉,所謂“賦出于隱語”,因此,很多隱語即可以作為古賦來讀;小說一類,學者們多有論及,程毅中認為“《新序》并非紀實的史書,而近似一部說書人的‘話本’”(《程毅中文存》)。此外,《新序》也有一些上書、駁論之類的應用文體,如《樂毅報燕惠王書》《鄒陽上梁孝王書》,以及大行王恢與御史韓安國的駁論等。這也從另一方面提醒我們:《新序》畢竟是一部“采傳記行事”的“諫書”,是一部特別的歷史讀本,而不是普通的故事集。
(作者系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14日 11版   字數: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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