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雅:師大,詩夢

       西北師大畢業的詩人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叫“西北詩大”,彭金山、葉舟、唐欣、阿信、馬丁、徐兆壽、扎西才讓等詩歌屆的老師都在群里。看到這個名字,剎那間大學時代一些塵封的往事漸漸涌上心頭,那些久違的面孔在我面前一一閃過。
       嚴文科,一個大哥大式的人物,壯實的身材,略凌亂的頭發和衣飾,說話甘谷腔很濃,有一股威嚴在身,秉性耿直且堅韌不拔,認準目標,堅持到底,領導師大文學聯合會,復刊《我們》并做大做強,考研究生,上北京創業,都很勇敢地走下去。我們幾個面臨畢業,文科大哥專門請我們吃飯,一一詢問我們對未來的安排,關切之意,溢于言表。索木東,藏族人獨特的面貌,說著流暢的普通話,略帶沙啞的嗓音很是親切,干瘦的臉總是帶著笑,行事也是溫和的兄長范,后來留校做了老師,遠離了數學,在傳播藏文化方面頗有成績。堅持寫詩多年,在詩歌的道路上越走越寬,常在微信上曬作品。我還能看到大哥做的家常菜和兒子的涂鴉,這些都在說明他的另一個職業——父親也很稱職。
       習一凡,其貌不揚中略帶些邋遢的外表,拖著濃重的鼻音,總讓我想到舅舅家的村支書。飛揚的文字讓不明真相的人大吃一驚,我想這就是人不可貌相,對顏值的偏見我亦未能免俗。很久沒習大哥的消息了,不知他是否依然行走在詩歌的田野上?柴春芽,人如其名,單薄瘦弱得猶如豆芽菜,生活的困苦未能壓彎他的脊梁,用詩歌指點江山,雙目迸發出的光彩渲染了蒼白的生活。畢業后做了一名記者,多年后偶然得知消息,成了一名導演。
       阿雨,本名張光虎,俗氣的大名,浪漫的筆名,我個人以為這就是生活的兩端,阿雨游走在這中間,畢業后遠走北京,不知現在可好。印象中他總是穿著一件夾克,嗓音略帶些甜味。李虎林,接觸不多,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形象記憶比較深刻。王峰,談詩論文有些見地,思想有些激進,性格稍顯強勢。馬爭朝,溫和干凈,說話容易小激動,爽朗的笑聲讓臉上的青春痘都在跳躍,洋溢著青春的朝氣。
       馬超,炯炯有神的眼睛,下巴上有些許短小的山羊胡,說話做事總是不慌不忙,很有文藝青年的范兒。偶爾撥個吉他裝個酷,會彈的曲目只有那半首,不知現在會幾首,先是在雜志社做編輯,現在又投身于微電影的大業做了導演,據說做得有模有樣,現在以光頭形象面世。王強,微胖的身軀,小眼睛一直眨,畢業后去蘭州交通大學做了老師。劉林山,強勢型人物,忘了當年因何事我與他產生了分歧,文科大哥怒而拍桌。
       趙曉輝,大學中我們是閨蜜至交,知識女青年是我的感覺,說話總要推推眼鏡,她勤奮好學,是我照映自己懶散的鏡子,總是在她那里尋找力量,安慰我脆弱的心,雖然我比她大。她在本校上完碩士又去北師大讀了博士,扎根于此成家立業了。她的詩很有靈氣。馮鈺,像只貓的女孩,我能回憶起來的印象。嘴角有顆黑痣,活潑開朗又大氣。寫詩最愛用數字,三四這兩個數字出現的頻率較高。汪磊,大學時總是一頭短發飛揚,言行颯爽,干脆利落,有些女俠的味,聽說畢業后去廣州做了記者。何金玉,漂亮陽光的女孩,亦是能文能武,已多年不知消息。陳齡昌,出塵溫婉的女子,實與大西北的風格相違和,眉宇間多愁善感又多些堅韌不拔。她的歌唱得很好,我記得地理系舉辦觀看流星雨天文現象的晚會上,在一片嘈雜聲中,齡昌連唱兩首勢壓全場觀眾安撫大家躁動的心。后來我知道其中的一首叫《知音》,齡昌是否在尋尋覓覓著知音呢?我愿你找到了這樣的人撫慰你的傷痛。大四的一年,我總是在校園迎面遇到齡昌,我和我的男友與她和她的男友擦肩而過,我們不曾交換一語,我總是看著她從我身邊走過,像雨巷的丁香定格在我腦海。那時我為什么不和她打招呼呢?我自己也說不明白。
       在師大文學聯合會的日子,我們做的都是與專業無關的事,卻讓我投身其中、樂此不彼。我們會在周末結伴去黃河邊,秋天的午后,天比較藍,云比較淡,風比較輕,這樣的時光,志同道合的青年們沒有世俗的干擾和滿腹的牢騷,有的只是詩歌的夢想,于是山南海北地亂談一氣。偶爾放歌兩聲,驚嚇了在樹枝停歇的麻雀,多么愜意的日子。
       我們匯聚在葉知秋老師的家里徹夜暢談,這樣可敬可親的師長,這樣一群來自甘肅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會在清晨蓬頭垢面地大嚼牛肉面,而后各歸宿舍蒙頭大睡。我們會在寒冷的冬季流浪街頭,說著年少輕狂的豪言壯語,在僅有的烤肉攤邊大啖腥膻,用微弱的爐火驅散雪后的嚴寒。
       我們坐在經濟系的學弟學妹們面前,煞有介事地交流寫作的經驗和感受,那是我少有的自信心爆滿的時刻。我們吵起來了,記得是為了爭論如何看待小說的價值觀問題。我們說丑也是另一種美,趙曉輝堅持丑就是丑不是美。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這個爭論我們印象格外深刻。
       我們要舉辦講座。有一次是邀請葉知秋老師講詩歌,取名《走出心靈的巴士底獄》。結果前一天晚上,感冒了的葉老師被王峰灌醉了。在慕名而來的學子們殷切的期盼中,徐兆壽老師匆匆趕來救場。
       我們常聚在一起,討論《我們》的組稿、審核、編輯、出版。最大的障礙是經費,好在文科大哥很有辦法,多方籌措總能度過難關。2000年,我代理會長之職,主編了我在校的最后一期刊物,多謝大家的幫忙方能圓滿交關。
       每當有新刊物出版,我們總是欣喜若狂,仿佛做出了世間無上的功德。記得有一次,為籌措經費,我們在學生宿舍區支了個桌子賣幾本,我不顧大家驚異的眼光高聲叫賣,或許我的叫賣吸引了眼球,反正一天也能賣出不少本。一次,宿舍區另一邊有一賣電影票的和我較上勁了,吆喝聲此起彼伏,很是熱鬧。最后,好像是對方敗北了,我得意了不少天。馬超說叫賣有辱斯文,要離我遠遠的。后來,我們與柴春芽三人主編了另一本刊物。我自知才疏學淺,但在這里,我覺得做這些離我的文學夢更近了。
       我們力排眾議,不顧各方的反對,舉辦了一場晚會,來慶祝《我們》創刊二十周年,借此表達我們對文學的摯愛。大家齊心協力,集思廣益,各顯神通,居然辦出了一場像模像樣的大型晚會。
       這樣的一個大家庭,總是讓我們熱淚盈眶、激情四射。2001年的春天,我們聚在文科樓后的核桃樹下,一起吟唱,紀念我們即將結束的大學生涯。繁華落盡,歸于寂靜;漫天繁星,送別我們。再回首,已是天涯。
       畢業后的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在柴米油鹽的瑣碎中,在懶散的推動下,漸漸遠離了文學,遠離了曾經的兄弟姐妹。我以為,那些歲月已經遠去了。
       驀然回首,才發現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并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遠離,早已深埋心底。
       那是我離文學最近的日子,那是我大學時代值得珍藏的浪漫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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