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兵:清初遺民詩人的心態

    明末清初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包含了令后人咀嚼不盡的文學與文化資源。其中,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從文藝生態學和文化心理學視角審視這一時期遺民詩人群體的心路歷程和創作心態,將對這一詩群獲得嶄新的認識。三百多年過去了,當我們捧讀他們的詩歌作品,考察其心路歷程,體味其身處“天塌地陷”時代的特殊心境,使得我們對于三百多年前的這一特殊群體充滿了無限悲憫和敬意。
    清初遺民詩人的心路歷程和心態呈現,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取向,即恥事新朝、志在恢復的烈士心態,懷念故國、悲歌當哭的孤臣心態,壯心消退、放逐行跡的隱士心態和牽念故鄉、心屬故地的游子心態,這數種心態皆與明清易代的巨變緊密聯系。

 

 恥事新朝、志在恢復的烈士心態  

 

    明清易代之時,面對異常激烈的民族和階級矛盾,士人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在此情形之下,腆顏事敵、投降變節者有之,玉石俱焚、殺身成仁者亦有之。易代之后,部分士人雖生活在新朝,卻恥為新朝所用,其人其節與殺身成仁者同。像顧炎武、閻爾梅、方以智、屈大均、王夫之、冒襄等人,鼎革之際都曾參加過實際的抗清斗爭。當清王朝統治逐步穩定后,他們堅決不仕新朝,且時時系念故國,表現出凜然氣節。我們以冒襄為例,略加說明。作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明清之際政壇、文壇均有著深廣的影響。他是崇禎朝重臣冒起宗的大公子,明亡后,冒起宗“自以世臣喬木,不獲攀髯上升,惟祝宗祈死。家居十年,足跡不出,所著《經質》二卷、《史拈》三卷,蓋皆暮年排日消遣之作,實則胸中五岳至不平也”(冒廣生《家乘舊聞》)。冒起宗義不降清,給冒襄帶來了深遠影響。清兵南下時,他在揚州參加了抗清斗爭,失敗后又避難浙江鹽官,一百多天中“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饑寒風雨,苦不具述”(冒襄《影梅庵憶語》)。間關歸家鄉如皋后,又與錢謙益等隔江南北呼應,支持海上張煌言、鄭成功的復明運動(事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在這一切均遭挫折后,他堅拒清廷征召,隱居水繪園,過著清貧而自由的生活。徐倬《贈冒辟疆征君序》說他“時時賦詩……大都不合時宜,方寸之間,隱然有不平之氣”。冒襄詩如“沐浴四朝懷古日,崎嶇異國剩殘身”(《步韻壽友人八首》其二)、“羈棲憔悴不堪問,遙憶家園隔萬軍”(《思鄉》),都是此種亂后心態的流露。另外,如湖南遺民郭都賢在明亡之后,也曾一再痛恨自己茍且偷生,有“國難幾回慚后死”(《被命五首》其一)之句,并說“到底一溝能割楚,從來三戶足亡秦”(《被命五首》其三),復國壯心溢于言表。

 

懷念故國、悲歌當哭的孤臣心態 


    中國傳統士人對于自身進退出處非常看重,認為它是事關品行名聲的大節,不可稍有差池。明清之際的易代之禍,尤其又是外族入主中原,使素重“夷夏之辨”的士人們認為是亙古未有之“大變”,在此等“大變”面前,何去何從,不單事關政治立場的去取,更是人倫道德的抉擇。事實證明,一些士人在此問題上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李雯等。但更多的士人選擇了堅守,他們堅定地繼承了中國幾千年來士人最可貴的道德操守,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這在清初遺民的躬身實踐及詩歌創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他們堅定地認同已經不復存在的故國文物。故國既已不復存在,恢復的希望也極為渺茫,然而人格的堅守還在繼續。故國之思是經歷了明清易代巨變的士人們的普遍心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郭都賢、陶汝鼐、黃周星等都具有代表性。如郭都賢充溢于詩中的情思,多為愴懷故國之感。詩人在《寒霜十感》“詩序”中曾說:“國難在疚,目裂魂消,自夏徂秋,奄奄如泉下人,不復向筆墨作生活矣。復感寒霜,悲歌當哭,言之長也。”詩人“悲歌當哭”,故國情思充溢于大量詩作中,令人不忍卒讀。
    故國情深,歷久不移,苦吟詩人吳嘉紀或許更為著名。《陋軒詩》中表達身處亂世的漂泊流離之感、家國興亡之感,乃至故國舊君之思的作品,盡管由于清初政治形勢之險惡、文網之酷密,大多已被刪去,但透過這些留存至今且經過改動的為數不多的詩句,我們依然可以強烈感受到這批遺民詩人縈繞心中的故國舊君之思。《過史公墓》《拜曾襄愍公墓》《謁岳武穆祠》《玉鉤斜》《登清涼臺》《泊船觀音門十首》等,均為哀時傷亂之作,以悲愴感懷的筆調,悼念故國。另外,如《一錢行,贈林茂之》亦借物興嘆,一表友人心系故國的苦衷。詩中“林茂之”即林古度,亦為清初遺民,雖年事已高,貧病漂泊,但一枚萬歷錢卻隨身攜帶五十年,故國情深,揮之不去。

 

壯心消退、放逐行跡的隱士心態


    清初遺民詩人大多走過了這樣的歷程:鼎革之際多參加抗清軍事斗爭,及至新朝政權穩定之后,恢復日漸無望,懷念故國,踟躕無聊,壯心消退,轉歸隱逸。因此,這一群體成員中彌漫著的濃厚隱逸情調,乃是最為突出、普遍的心態表現。山左遺民詩人徐夜具有典型性。
    徐夜的家庭與當時許多遺民一樣,都屬世家大族,而這樣的家族在明清之際被創尤劇。早在明朝亡國之前的“壬午之變”中,徐夜的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殺,他的母親也被逼投井自盡。時徐夜29歲,從此即棄諸生。不二年,明朝滅亡,國仇家恨集于一身,徐夜便立誓隱居,做故明的遺民。山河易主,徐夜歸隱,但隱居實非徐氏所情愿。其《秋末雜感》有句云:“出不成名居不隱,閑將心力數歸鴉。”不得已而歸隱的無可奈何的心曲表露無遺。這大概只是剛剛歸隱時的心靈波動,隱居時間久了,壯心也漸漸銷蝕殆盡。徐夜贈顧炎武詩最能表達其隱逸心態:“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余涕淚,風雨罷登臨。異縣傳書遠,經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復繼高吟?”(《九日得顧寧人書約游黃山》)心藏國破家亡的大恨,卻只能追步采菊籬下之陶淵明,隱痛、不甘和無可奈何隱含其中。
    隱士心態是清初遺民詩人中最為普遍的心態表現,張光啟、徐振芳、王弘撰、趙士喆、董樵、王夫之、孫枝蔚等人詩中也時時有所流露。

 

牽念故鄉、心屬故地的游子心態

 

    明清之際持續數十年的戰亂,造成了社會的空前大動蕩,包括明遺民在內的廣大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因此,滲透在遺民詩歌創作中濃厚的牽念故鄉、故土的心態有其必然性。游子心態在旅居江南的秦地遺民詩人孫枝蔚身上體現最為充分。
    作為寄居他鄉的客子,孫枝蔚的詩歌創作中洋溢著濃厚的思鄉之情。孫枝蔚居揚州,筑室曰“溉堂”,取《詩經·檜風》“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即寓居不忘故鄉、常懷西歸之意。陳維崧《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孫子年四十余……而身之為客也。然猶時時為秦聲,其思鄉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尤侗《溉堂詞序》也道:“蓋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亂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風起,遠望故鄉,思與呼鷹屠狗者游。”溉堂雖居揚州,但時時操秦聲,對故土一刻也不忘懷。他曾一再寫道,“我本西京民,遭亂失所依”(《溉堂詩》),“我家渭河北,飄然江海東。偶逢舊鄉里,握手涕淚同”(《贈邢補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詩人僅據溉堂《張戒庵詩集序》可知,即有張晉、李楷、張恂、雷士俊、韓詩、東云雛等數人,另外還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燦、張謙等。這些秦地文人,盡管不全是遺民,但溉堂的思鄉曲,實際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聲。
    清初遺民詩人的諸種心態,是一種群體的流露和展示。就具體詩人而言,或側重呈現某一心態,或同時雜糅展現多種復雜心態。同時,遺民詩人創作心態的表現又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不是孤立存在的。當然,作為明清易代之際的特殊群體,清初遺民詩人有著極其復雜的心路歷程,呈現出多種多樣、復雜莫名的創作心態,絕非上述四種心態所能囊括。

(編輯:曹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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