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禮:改革開放與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本土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經歷了從恢復重建、采借效仿到學科自覺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中國政治學研究取向、研究范式、研究內容的變化過程,也是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既是政治學發展過程的外在體現,也是政治學適應時代要求和中國政治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繼續推動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本土化建構,朝著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政治學的方向前進,既是政治學回應新時代要求,也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政治生活期待的必然選擇。

   話語是一定的主體表達自身價值立場、思想和情感的語言載體,核心是語詞或概念。價值體系是按一定的邏輯組合起來能夠系統表達某種思想的語詞或概念體系。對人文社會科學而言,任何話語和話語體系都反映著某種思想體系、體現著某種意識形態,是一定學科價值傾向、核心理念、學科范式的集中體現。一定學科話語和話語體系的嬗變,反映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變革,也是學科自身不斷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對當代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一偉大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中國的政治發展也掀開了嶄新的篇章。正是在這一偉大的社會革命和由此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實踐中,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經歷了一個漸進的改變過程,這一過程與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息息相關,是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生動反映。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當代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改革開放之初,隨著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政治上撥亂反正的展開,我國政治學開始恢復重建。恢復之初的中國政治學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二是為適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際需要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因此,這一時期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兩大歷史任務而展開的。如1980年代出版的趙寶煦主編的《政治學概論》、王惠巖主編的《政治學原理》、云光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學》、邱曉主編的《政治學原理》等教科書,基本上是圍繞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這個主題編寫的,這些教科書也是當時中國政治學話語的主要來源,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階級、國家、政府、政黨、民族、革命、國際政治為主要概念的話語體系。

    但是,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社會科學,政治學必須要回應社會現實的需要。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這一時期的政治學已開始關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產生了如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行政體制改革、公共管理職能等新概念,還開始出現了借鑒西方政治學話語的嘗試,如一些政治學教科書中出現了政治體系”“政治社會化等范疇。20世紀中后期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政治學開始進入了主要以采借效仿為特征的階段,政治學話語體系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雖然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還占據主導地位,但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開始產生很大的影響。政治學界一些學者言必稱西方話語,似乎不講馬克斯·韋伯、戴維·伊斯頓、亨廷頓、阿爾蒙德,就是學術上無知的表現,政治學研究和話語表達出現了簡單移植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或用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來裁剪中國現實的傾向,諸如政治參與、政治發展、政治文化、威權主義、政治合法性、全能主義等源自西方政治學的話語成了那一時期政治學學術研究的熱點。而該時期,政治學研究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甚至討論的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雖然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國家在學科發展的一定階段,借鑒一些西方的概念和話語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將這些概念不加改造地簡單照搬,甚至將這些概念背后的價值立場、意識形態都移植過來,勢必會對我國政治學的健康發展帶來嚴重危害,進而也會威脅到國家文化安全與政治安全。

    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我國學術界逐漸認識到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是在西方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如果不加選擇和改造地簡單移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不僅不能建構起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而且可能使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淪為西方的附庸。

    因此,我國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相繼提出了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政治學本土化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學術訴求。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方案”“中國理念”“中國故事”“中國道路成了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中國政治學本土化才有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政治學的本土化首先要表現為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本土化。自21世紀以來,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不少學者開始自覺地對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進行反思和梳理,對西方政治學的傳統概念進行中國化改造,賦予新的含義,諸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概念也都具有了中國式的表達,并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成要素。一些學者開始立足中國大地,深入基層開展社會調查,研究基層政治的豐富實踐,提出了一些富有本土色彩的新概念、新理論。

    可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嬗變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強大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正是因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才展現出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才開始了由采借效仿到本土化建構的發展。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展目標、主要矛盾都發生了變化,全面深化改革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向縱深推進,這些變化都對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治學界必須回應這一要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大地,深入研究中國豐富的治國理政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借鑒消化西方政治學的有益成果,不斷總結、提煉、升華出一套既面向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的實踐邏輯和問題,又能反映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從而才能在更深、更廣的程度上全面推進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政治學話語體系的發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時間:2019年4月10日 字數:26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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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何添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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